「英语演讲题目」十大必备英语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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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方甄选直播间推荐了商务印书馆一本刚刚上市的新书，《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很多人感到奇怪，这样一部没有太多流量体质、安安静静的书，为何会被现在炙手可热的直播顶流“东方甄选”选中？我们先来看看文雅的顿顿老师是怎么推荐这本书的。这是一本英语专业学生必读的书，作者李赋宁先生是英语学习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学习英语绝不只是背单词记语法，还要学会欣赏其中的美感（语言本身的魅力）。李先生的人生经历还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20世纪世界比较动荡的时候，保持自己的学习精神不断。作为父母如何正确地把孩子引导到语言学习的道路上。
李赋宁先生（摄于1991年）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就会明白以英语学习为核心的“东方甄选”推荐他也就理所当然了。举凡中国学过外语的人，一定都听过曾经风靡一时的许国璋英语。而英语专业的学子，对于李赋宁、王佐良的名字都不会陌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
《现代英语》 许国璋 编
《英国文学史》 王佐良 著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共同支撑起了一个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辉煌时代。
1992年在北外外文所前合影，从左至右:
李赋宁、裘克安、王佐良、周珏良、胡文仲。
那一代人已经随历史远去，从后人的讲述和文字中，我们只能感觉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但还好，我们还有书籍。
2002年，李赋宁先生85岁时，家人鼓励他写回忆录，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一生经历丰富，接触了许多学者名流，二来也是为了健脑考虑，就这样，他伏案两年，从1917年出生写起，以毕生从事的英语学习和研究工作为主线，一直写到21世纪初，将自己厚重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凝结在了文字里。2004年，回忆录写完，先生便去世了。
2022年是李赋宁先生诞辰105周年，近日，这部珍贵的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全新修订再版，定名《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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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是十分幸运的。清华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已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学校，超过许多美国的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有幸在这所学校先当学生，后当教师共达八年之久。这里有做学问的样板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楷模，对我的成长极为有利。
我有幸和同班同学许国璋、王佐良、李博高合住一室，日夕相互切磋，获益良多。另外，我们又联合十级政治系同学方钜成等人，成立了一个英语俱乐部，取名 Lakeside Esquires（湖畔绅士）。我们不定期举行英语报告会、讨论会和辩论会。大家兴致勃勃，进步很快。
回想我在蒙自上三年级下学期时，曾与同班同学王佐良、许国璋、李博高，以及十级政治系同学方钜城学长等人组织“湖畔绅士”英语演说和辩论会，对于促进学业、培养和锻炼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后来在昆明，我们已当了青年教师，历史系九级丁则良学长和王佐良发起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学会，请潘光旦先生取名为“十一学会”。潘先生解释道：“推十合一谓之士。”我们知识分子有能力对事物做出规律性的评论。
“拐杖先生”潘光旦
1935 年，我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大一的开学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潘光旦先生。他是清华的教务长。潘先生是社会学家，也是优生学家。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他因踢足球而伤腿，鲁迅曾叫他作“拐杖先生”；又说他见人便说：“拿家谱来。”冯友兰先生说潘先生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我想也是称赞他博学的意思。
吴宓先生赞成我转外语系
在清华入学考试中，我的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都考了高分。国文作文试题是“我的国文老师”，英文作文试题是“An Exciting Incident”（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考得最差的一门是小数学，8道题只答对了2道。大数学和物理勉强及格，因此考分只够备取程度。当我来到清华一院注册科报到时，被告知我的数学和物理考分不够进工学院，建议我转系。
要转系，我首先想到外语系。这时我忽然想到吴宓先生，他当时在清华。于是我鼓起勇气到工字厅西客厅拜访他。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得知我的来意，就用英语和我对话。他对我的英语口语表示满意，赞成我转外语系。虽然父亲仍想我上理科，但见我学英语心切，就不再阻止我转专业。
这个决定，让我走上了与英语打交道的道路。
大二的另一门文学课是吴宓先生讲授的“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我初次接触到淳朴含蓄如华兹华斯的短诗，神秘绚丽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热情奔放如拜伦和雪莱的诗歌，感受到了诗歌世界的丰富多彩。吴先生最喜欢拜伦和雪莱的诗，他在英国、瑞士、意大利考察时搜集了他们的材料和照片，让学生参考。这些都收入了他的诗集里，《吴宓诗集》上世纪 30 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吴先生用中国旧体诗译英诗对学生也是一种启发。
朱自清先生的国文课
清华大学的大一新生都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我的“大一国文”分在 B 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我读过朱先生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对他十分景仰。现在能够聆听先生亲自授课，感到荣幸和兴奋。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批评。朱先生喜欢新文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卞之琳先生的新诗，让学生分析，最后他来总结。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卞之琳先生的作品。
1946 年3 月 24 日《云南日报》发表了我为该报写的星期论文《口味和标准》。我的文章过分强调高雅，贬低普及和大众化。朱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曾委婉地给我以批评。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真正爱护。
闻一多先生的唐诗课
我上清华大学一年级时，曾旁听闻先生为中文系学生讲授的“唐诗”。他常用英语的某些术语来形容某些诗句，如 passionate（热情），delicate（精致），glorious（壮丽），romantic（浪漫）等。他和吴宓先生都主张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要对中西方文学都有些研究，相互借鉴，可以开阔视野，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在昆明时，我和他有过几次来往。有一次，我们在图书馆阅新生试卷。闻先生拿反内战的宣言请大家签名，我签了名，表示了我的政治立场。
贺麟先生的西方哲学课
二年级还有一门必修课“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的授课教师原先是张申府教授。张申府先生因宣传抗日救亡被逮捕入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只好聘请新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贺麟先生来清华兼课。贺先生的课使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从这门课得到的意外收获，就是贺先生指定了柏拉图的《对话录》（B. Jowett 的英译本，Plato’s Dialogues），并要求我们用英文写读书报告。我初次接触到柏拉图的崇高思想和优美散文，感到极大的乐趣，英文写作能力不知不觉中也得到了提高。
钱锺书先生的欧洲文学课
四年级的另一门重要课程是钱锺书先生讲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钱先生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受清华大学之聘，职称为正教授。在清华这个聘任是破格的，一般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只聘为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钱先生学贯中西，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钱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以前已打好非常扎实的国学基础。他过目不忘，读书勤奋，对西方的典籍也十分熟悉。
我班同学怀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来上钱锺书先生的课。钱先生 29 岁，才华洋溢。他讲文学重视思想史。例如，从古代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是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代，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学发展全貌；又如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看法的演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延续性不可忽视。文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因为文学反映社会现象。要想说明一种现象，必须掌握充分的证据。钱先生讲课，每个论点都有事实根据，因此他在黑板上写出拉丁、德、法、意大利各种语言的引文来证实他的论点，给学生示范做学问的严格性。他说拉伯雷最能代表文艺复兴的精神，让学生读《巨人传》的英译本，并让学生模仿《巨人传》的文体。钱锺书先生引导我们进入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殿堂，我开始体会到研究西方文学必须重视西方思想史，这样才能训练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能力。
我曾和周珏良学长租民房居住，正好钱先生也住在那里，我每日目睹钱先生如何勤奋读书。他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一批中外文书籍，下周另换一批。钱先生读书勤做笔记，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学好英语，必须多读书
国外传入了各种英语教学法，但我认为读和写应放在首位，因为真正学好英语，必须多读书，而且要能准确、熟练地用笔头表达思想。我常说：“要落实到笔头，才能牢固掌握。”（We must make every course a writing course.）”我给学生改作文非常认真、仔细，并且常和他们个别会谈。我这种办法仍有缺点，主要应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我觉得要写好英文，必须学到英文的神韵，因此应该细心体会用词和句子的结构。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反复阅读、琢磨。我常朗读，听念出来的声音是否好听。另一方面，我又练习快速阅读，来体会文章的神韵和风味。
以上文字摘自《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李赋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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