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导游词」武当山旅游攻略武当山博物馆

MuYe2022-08-16 00:15:39教育百科466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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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旅游地名是旅游发展加速背景下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建设的核心载体之一，在市场经济、大众旅游、城市企业主义等时代背景中表现出独特的变迁轨迹。地名的符号资本引发了利益相关者的争夺，从而引出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管理及其影响，城市更名、地名争夺及其社会响应等的重要议题。文章首先概述近30年来旅游地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其次指出批判范式对旅游地名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针对具体国情，对批判范式进行相应改进，提出可拓展的研究议题与可借鉴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旅游地名；进展；批判范式；改进；展望

我国2014—2018年期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意在“摸清地名家底的同时整治乱象，规范管理，保护遗产，弘扬地名文化的正能量”。此次普查距1980年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已过去了30多年，其间全国地名变动巨大，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而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全球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力量，也引发了传统地域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地名作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重要且直观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

国内外地理学者对地名、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对旅游地名（包括旅游景区、景点和城镇及其内部服务于旅游者的空间位移、观光游览、体验消费与留念等的各类旅游地理实体的名称及其标识系统）的研究则较晚，近于缺乏。旅游地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探察当代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业经营者与旅游者如何生产与消费地方这个实体空间，及其空间所被赋予的符号意义。文章通过概述近30年来国内外旅游地名的研究进展，指出批判范式对旅游地名研究的重要启示，针对具体国情对批判范式进行改进，提出未来可拓展的研究议题与可借鉴的理论框架。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相关研究涉及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景区管理、社会认同等议题，政治、经济、文化与管理等多维度的融合已渐成趋势。研究尺度以景区（点）为主，关注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外来旅游者与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间的地名使用习惯或认知偏好，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地命名问题与策略，地名变更的社会响应及其权力博弈。

（一）旅游管理

目的地的命名实践在大众旅游营销中的重要意义愈发受关注。最早借助地名的旅游营销是将地名与遗产、文学等地方特色联系起来，现在则更多地吸收流行文化，尤其是口碑甚好的影视作品。早在19世纪末，柳田国男在利用地名探究日本村落发展过程中就敏锐地发现，命名对开发区未来的发展具有低成本和高成效的广告作用，由此开始关注地名的营销效用。Dann提出吸引旅游者的地方品牌化的策略，包括频繁更名或创造新地名使其对潜在游客更具吸引力或适宜性。有学者关注命名在景区可持续发展管理上的作用。例如，Clark等详述了澳大利亚某处知名的土著岩画景区的更名历程，发现其命名影响游客行为。多数命名与游客期望不符，丧失了传达真实信息的作用，非但没能营造积极的氛围，反而引发了游客涂鸦、毁坏标识与传播负面言论的行为。Morgan发现：75%的美国国家公园名称中包含自然或文化意涵，可让游客对各公园的特色“一目了然”；但以不相关的人物命名的则对游客的目的地认知构成障碍。此外，该作者还发现很多游客感觉到实物与其名称传达出的心理预期不匹配。因此，应将命名视为引导游客行为的一种重要管理工具，以促进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开发

包括地名在内，一个纯粹的名称不足以引发旅游者的兴趣。然而，一切事物都有成为旅游吸引物的潜力，在特殊情境中，非同寻常的名称也能成为旅游者凝视的对象，即便所指称的地方平淡无奇。MacCannell将命名作为定义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因为命名构成视觉神圣化（Sight sacralization）的重要环节。视觉神圣化指的是根据旅游者的利益需求，将物体、地方和景观建构与差异化成为奇特的画面。这个过程涉及标记（Markers），标记被定义为可为旅游者感知到的目的地核心元素的信息或图像，因而，标记能够激发旅游者的想象与期望，产生旅游动机。而首要的标记就是给目的地命名，它将旅游者与核心吸引物关联起来。因此，命名或借用已有的地名就成为目的地视觉神圣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此，地名具有了让人“一目了然”吸引物特性。

Dann探讨了旅游吸引物的命名法和恰当命名的重要意义，认为在创造产品形象方面，地方、吸引物和目的地的名称有助于向旅游者传达正确信息，可彰显目的地的独特性、原始性、原真性甚至浪漫氛围。Light从不同尺度与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出发，探讨地名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某些奇特的地名（拼写奇特、寓意特殊、积淀符号资本等）其本身可作为独特的吸引物、成为开发视觉符号系统的重要素材；将地名标识制作成旅游纪念品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与经济收入；有助于理解旅游者在吸引物标识上涂鸦与拍照等的宣传效应，这些“作品”是游客对吸引物有目的的“意义”生产，成为其他游客凝视的新的吸引物。Watanabe等建议导游人员或旅游地图出版商应对帕米尔高原地区的某些特色地名进行讲解与标识，这将丰富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有助于发展当地的生态旅游，有助于提高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然的意识。Kostanski提出了地名依赖的理论框架，评价了澳大利亚政府借助恢复土著地名展开的地方营销策略的恰当性，讨论了在地方品牌化运动中，建构地名依赖的重要性。由于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游客普遍对土著文化感兴趣，当地政府沿用最适合表征地方特性的土著地名，使其成为旅游形象的最佳传播者，土著地名能有效地给游客暗示：这是一场土著文化的体验之旅，进而促进土著文化旅游的发展。英国政府将历史与文化进行结合，用以创造连贯主题化的景观，提高了英国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这种主题化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引入新的命名法，这种命名需要与潜在旅游者产生共鸣，并能简洁地概括出地名所揭示的旅游体验的本质。该说法在Zhang等的研究中得到印证，作者建议国内旅游目的地要想吸引国际客源，应直译景观名称，简洁描述，不宜刻意追求其文化内涵。

（三）旅游决策

目前，地名对于旅游决策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McCarville等认为，许多潜在的旅游者直接依赖地名的线索作用进行目的地决策，而非等到收集到详细信息后才做出决定。因为地名能有力地将人和地方关联起来，在塑造目的地形象与认同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对地名的偏好与认知方式将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行为。例如Ries等发现，当加勒比亚海区中的一个小岛被命名为猪岛时无人问津，直到被更名为天堂岛时游客蜂拥而至。Andrews发现，使用英语地名有助于西班牙度假地中的酒吧与俱乐部吸引英国游客。这样的地名增强了亲切感与安全感，产生未远离家乡的错觉。在心理上，这样的命名强调了家与远方的连续性，模糊了二者的空间界限，促进出游决策的形成。Zhang等探讨了国内外游客对景观名称的感知差异，发现文化因素在景观感知及其名称上起关键作用。国际旅游目的地在拓展中国客源时，不能忽略景观名称在后者目的地决策过程的重要作用，及其后者对这些名称的文化解读。名称来历中附有神话传说、名人典故的吸引物往往更受中国游客青睐。因此，可以给吸引物起中式名称，并重视中国游客的服从权威与从众的旅游心理等。

（四）社会响应

现实中开发商或当地政府为迎合外来游客的偏好往往大幅度变更社区原有的地名体系，可能给当地民众的地名使用与地方认同、地方归属感等诸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Shoval探讨了以色列政府为发展阿卡古城的旅游业，形成连贯的地名景观且便于外来游客的导航，变更了古城原有的地名系统。因此，当地阿拉伯居民建立起一套本族群的地名口头表达体系以回应政府的更名，造成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使用不同的地名系统。但不同社会阶层的响应不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对这些受政府支配以及反映犹太人意识形态的地名充满了敌意，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对新地名感到不习惯，贫困者更是因忙于生计而对更名无动于衷。Papp-Váry认为社区居民一般不乐意企业以赞助当地旅游发展的名义而冠名或改变其居住地的名称，因为原地名已使用了相当长时间，变更将会削弱其历史根基，伤害民众的地方归属感。外来游客的地名感知由其客源地的文化所建构，主客文化差异使地名资源的各种开发不能都为当地居民所认可，外来旅游者任意建构当地地名的文化寓意常引发目的地的社会紧张。Light等认为商业冠名对民众的地方认同与社会记忆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相对历史较短的移民国家美国而言，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与城市地标之一的英国球场，一般拥有更悠久的历史与积淀深厚的竞技文化，其名称已与地方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因而英国球迷要比美国球迷更难接受企业冠名球场这一做法。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旅游地名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同步于国内旅游业的大发展。目前主要关注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城市更名、地名争夺、景区商标等议题。

（一）旅游开发

著名地名学者尹钧科最早论述了地名在旅游中的价值，认为地名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前提，是旅游活动中的无声导游，能增加旅游情趣与丰富见闻，并提出地名本身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观点。

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是近期关注的焦点之一。郭清霞从景点定位、景区形象塑造和线路设计等方面，探讨如何通过发掘武汉特色地名文化，提升其旅游资源内涵，突出其特色旅游形象。旅游商品开发与销售是旅游业创收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王荣等以桂林市为例，论述了地名成为旅游资源的原因，以及资源特点与开发利用的途径。王艳辉等探讨了三坊七巷地名资源的旅游价值和开发问题。认为地名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在文化旅游开发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游客理解地域文化特征、感悟文化内涵等具有积极的标引作用；传统旅游开发中的“按名寻地”应上升为“寻名求源”。地理标志是以地名为商标的商品，其特定质量、信誉等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或人文因素所决定。地理标志产品开发成为旅游商品，可以有效地克服旅游商品同质化严重、质量不高、特色不强与认可度低等问题，从而越发受到旅游开发者与游客的青睐。然而，这类产品通常需要划定特定的生产地域范围，为了管理上的便利，生产地一般与某级别的政区高度重合。国际上通行的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是冠以政区之名并以明确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的，一旦政区调整或更名就会出现名实不符的问题，需要付出时间成本以重获市场的认可。

（二）旅游影响

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全球化推动力量，不断重构传统地域文化，而作为人地关系与人际关系的映射的地名必然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例如，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兴起，东巴文作为可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被重新审视和运用。东巴文被嵌入到古城的地名景观中，作为装饰性符号与旅游吸引物，既营造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也迎合了游客求奇求异的需求。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政府对大研古镇的地名标识进行了规范管理，强调中文的主导地位，强调东巴文的装饰作用，以英文辅助标识方便国际游客。东巴文启用的同时，英文这一现代化、全球化的象征，无国界的语言随着丽江入境旅游的兴起，在古城地名景观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外来旅游者和商贸经营者的重构下，传统街巷地名承载的历史街区的形象不断模糊。目前白沙古镇虽未实施统一管理，但由于外国游客远多于国内游客，使白沙当地商户自发使用英文标识，甚至许多商铺仅用英语标识，有助于地方社群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响应与积极融入。类似于丽江，在很多偏远地区的旅游城镇中，随着大规模人口置换与外来强势语言文化的介入，原住民的传统地名被遗弃或使用频率下降，而迎合外来族群的审美偏好或使用习惯的新地名越发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这样的地名变迁加速了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消融。在外来文化与经济霸权的竞争下，原住民对旧地名的认同与依赖让渡于外来旅游者、经营者对新地名的象征与经济资本的诉求，引发地名权力格局的重构。

（三）旅游管理

一个地方的旅游吸引物往往成为集中展示该地方自然与人文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前者的名称来历到民间传说、古迹遗址都在塑造着旅游目的地人文底蕴。景区（点）除了用以游玩赏析、休憩娱乐，也发挥着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陶冶高尚情操、激发爱国情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其名称无疑在其中承当“领路人”的角色。景区（点）名称是旅游地的一张名片，也是游客对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既让游客感知到差异化的目的地空间，也能给初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新鲜、真实和深刻的旅游记忆。因此，拥有一系列合理且别具特色的地名对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增强吸引力、传承地方文脉、体现地方性与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一定作用（即下文的地名效应）。

不同客源，命名策略不同。观光游览类地名的命名讲究通俗易懂，指谓明确，内涵健康，以满足大众市场的主流审美。度假区的命名应体现出雅致的文化内涵，以符合高端市场的文化品位，例如在庐山景区中，“白鹿洞书院”、“五老峰”、“东林寺”等景点的名称就很好地配合庐山的意境，营造出幽静、清新的度假胜地的氛围。科普教育类的命名宜采用相关学科术语，使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启迪性等。

旅游目的地中地名来历常与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民风民俗等地方元素密切相关，对旅游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一般都能成为导游词的重要构件。导游词的解说随着导游与游客的空间位移而有序铺展开来，地名作为线索在这期间不断呈现，使游客对目的地的地理方位、空间格局、历史文化有所了解，进而促进目的地意象的形成。实践中，陈世斌的研究发现：导游人员对旅游地名来历讲解出现庸俗化与雷同化等的问题，除了前者自身素养原因外，当前大众旅游者的文化品位整体上也有待提高。这些问题对旅游地的文化建设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例如，国内溶洞景区的导游词多从神仙鬼怪传说出发，即使在具有一定差异的景点上，也总能听到内容相同或相仿的故事情节，这种低品位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溶洞景区游客的流失。

（四）城市更名

自1980年以来，以风景名胜区重新命名旅游城市的做法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史上首创，更名热潮持续至今，涉及各级政区，引发社会热议。总体来说，这类更名有其进步意义，表明城市管理者对于品牌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品牌规律从企业经营领域向区域经济转移扩散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化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但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更名效应不一，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尤其是部分城市盲目跟风改名以求旅游轰动效应，却因前期论证不足，未征求民意等，更名不但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社会成本的极大浪费；更名原因多样，有因为建制变革，有根据地方旅游基础、现状和发展定位等，也有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带有很强的主观意志变更政区地名。朱昌春分析了以风景名胜命名的各类政区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其中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因；黄华和王洁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与更名对旅游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例如，以某一遗产地名称更名政区会对区域内其他遗产产生遮蔽效应，对遗产的原真性构成威胁等。因此，学者建议旅游城市更名应强调其定位功能，方便游客出行；应有利于旅游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要加强市场调查与更名正负效应评估；变更前应充分论证并听取旅游社区居民的意见等。

（五）地名争夺

区际地名的争夺。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旅游大发展的刺激下，各地纷纷搭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顺风车，深度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地名的唯一性，地名作为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时常导致空间或文化上相近地区的地名争夺。例如忻州、临洮、康乐和米脂争夺貂蝉故里，最后以临洮成功注册“貂蝉故里”商标而暂告段落；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掀起了滁州、南京、临沂等地争抢“琅琊”地名，其中，滁州将琅琊山上的“会峰阁”改名“琅琊阁”。国家意识形态与经济优先发展的语境下，区际地名争夺的实质是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各级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市场利益与话语权的积极争夺。刘思敏认为利用名人、名物、名事进行宣传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营销手段，各地积极性都比较大，需要保持一定的争议，以吸引外界注意力，谋求共赢。例如，新晃与赫章、水城等地为争夺“夜郎”地名进行了激烈竞争，使这些原本寂寂无闻的西南小县城为外界所知晓。若完全禁止，或正本清源，反而不利于区域旅游资源的充分开发。咸宁与黄冈的“赤壁”之争，二者素有“武赤壁”和“文赤壁”之别，最后以咸宁市下辖的蒲圻县更名为赤壁市而告终，导致湖北“三国文化主题旅游”发展中遗漏了对黄冈市丰富的“文赤壁”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益相关者的争夺。现代化建设潮流中，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理性地重构空间，地名景观的变迁不仅体现出国家治理技术在空间上的重新安排，也隐含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与经济优先发展的绝对话语权，有可能导致差异化的社会文化结构被理性的空间过程所统一而丧失多样性，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化就是对现代性以空间化与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但地方也不完全屈服于空间规律与科学法则之下，当一个地名与地方逐渐结合并被广泛认同后，进入社会记忆层面而产生“恋地情结”。倘若行政或资本力量出于经济利益等想要变更地名，可能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尤其当某些地名的符号资本已生成，更名就可能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公开抵制。刘博与朱竑指出，广州地铁3号线中靠近“长隆欢乐世界”的“汉溪站”更名为“长隆站”，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增加商业利益，但在民众的施压下，地铁公司和地名办最终定名为“汉溪长隆站”。

（六）景区商标

商标是用以区别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地名商标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就地名能否作为商标展开激烈争论。景区（点）地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文化沉淀和品牌认知度，与普通商标相比，以前者命名的商标往往更具文化内涵与商业价值，升值空间更大，推广成本更低。

全国景区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重品牌营销而轻品牌保护”的问题，目前仅有1/10的景区（点）注册了商标，商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给了一些非旅游经济主体可乘之机。全国已有3/5以上的知名景区（点）的名称被抢注为非旅游用途的商标。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诸如“少林寺”、“瘦西湖”、“武当山”、“长城”、“三峡”、“神农架”等大量风景名胜的名称已被异地的、非旅游经济主体所抢注。例如，省外申请人以贵州景区名称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占该省同类商标总数52.4%。

这股抢注浪潮的根源在于这类地名积累的符号资本：一方面，企业或个人假借景区良好的声誉可大大降低产品的宣传费用；另一方面，某些投机分子为了高价转让而进行注册，既严重损害了景区的品牌形象，造成前者非但没享有应有的商标财产权利，反而背负侵权的恶名，给景区和当地政府带来经济和声誉损失，也不利于整个旅游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从地名的公权属性看，景区（点）地名的知名度是其所在地多年自然和人文积淀的产物，属于公共资源，应为社会公众正当使用，不应通过注册为商标的方式被垄断甚至阻止他人正当使用，也不宜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景区管委会注册。

（七）社会响应

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地名战争”常作为一种符号策略被弱势社群用以抗争强权阶层，国内交战主力则是掌握了社会资源配置权的各级政府机构，普通民众的地名话语权很有限。因此，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变更地名的响应普遍相对消极。李鹏与封丹阐述了从化温泉的地名变更过程，解读其地方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发现：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符号资本”，成为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该地名的政治符号意义；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其新的地方意义。在争夺中，地方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或是当地居民不在乎地名权，或虽然意识到地名变更的文化意义，但在与之纠缠的经济利益的利诱下断然不顾。刘博与朱竑对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文化政治过程进行网络文本解读，发现国内民众一般采取非直接对抗的方式参与其中，尽管通过网络舆论等途径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权力机构最终掌控命名权。例如，3号线上的“赤岗塔”被更名为“广州塔”，被民众认为是地方政府向地铁公司施压，以此刺激观光旅游的发展，彰显政府政绩的表现。

三、启示与展望

（一）批判范式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批判理论的引入与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了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地名学的理论研究。目前国内的地名研究仍在传统范式指导下，具有语言、历史与地理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地名进行收集整理、解读词源，阐述时空变迁与人地关系等，缺乏对地方命名与更名过程的文化政治审视，使地名研究一直处于地理学的边缘地位。但传统范式既跟不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名的剧烈变迁，也无法阐释变迁的深层结构性动因，因而难以指导地名效应的发挥与权利的协调。国外批判地名学的实质是探讨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阶层就地名的符号资本开展的博弈。批判地名学认为：地名不是消极表达空间意义的符号，地方的命名在生产“地方”的过程中植入了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地名以积极的社会能动性参与到地方创造的实践中；地名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既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也是获得话语权力的工具；地方命名过程反映权力如何控制领域，以及如何维持这种控制力等。研究手段上，批判范式突破“经院式”的考证手法，提倡小尺度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政府与外来资本介入下，地名变迁对于居民的社会记忆、地方认同的作用机制。

现代旅游地名是旅游发展加速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旅游地文化建设的核心载体，在市场经济、大众旅游与城市企业主义等时代背景中表现出独特的演化路径。批判范式在旅游地名研究上的应用，将有助于深化旅游地名的理论研究，增加社会关系视角，将有助于旅游地名效应的发挥与权利的协调等。

（二）范式改进

首先，批判范式运用于旅游地名的研究上仍有较大改进的空间：理论维度上，旅游开发等商业行为对地名景观变迁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化。实践维度上，旅游吸引物的命名权私有化，地名的经济利益与维系社区民居集体记忆、情感认同方面的矛盾已成为共识，但还未有系统化地研究协调地名权利的对策等。目前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批判范式对景区地名进行了初步探讨，但未重视景点与城镇尺度；关注了社区居民与地方政府对旅游地名的符号资本的争夺，但缺乏旅游者与旅游开发商、经营者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也缺乏关注市场经济与大众旅游背景下，作为潜在旅游者的网民对政府地名决策的响应与影响。

其次，目前批判地名学主要根植于国外后殖民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隔离主义、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对处于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中国大陆，需要辩证对待，应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对批判范式加以改进。例如，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较浓的计划色彩，即政府掌控配置资源的权力。因此，国内地名争夺战的实质是地方政府间对于地名符号资本开展的争夺，政府也主导着地方的命名、更名与地名的旅游营销等。其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意味着旅游地命名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命名与标识是为游客的空间移动服务，或成观赏的吸引物，或成为购买的旅游纪念品，而具有一定的商品性，它要求游客付费，游客就有权要求它们真实反映吸引物的本质。其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究效率，讲究消费导向。因此，现代旅游地命名除了讲究艺术审美与传承文化，也需要尽可能地承载最大与最准确的旅游吸引物信息，甚至要求其内涵与旅游者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以满足旅游效用最大化原则。

（三）研究展望

随着社会科学批判转向的深化，地名将继续成为解读地方发展的文化政治过程的典型素材。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与国家空间治理技术的发展，将催生更为复杂的命名与更名现象，批判范式在旅游地名上应用将面临更多深刻社会背景的新议题。同时，旅游地名作为一个新兴的旅游与地名的交叉学科，完善的理论架构还未建立，尤其是地名权力博弈中的机理问题还未理清，制约了该学科在地名权利协调上的应用价值。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展望：丰富旅游发展与规划议题。华人华侨的“探亲访祖”旅游占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10%～20%，客流年际波动小，抗风险能力强，市场开发潜力巨大。然而，国内快速城镇化使得众多古村落面临消亡，引发越来越多承载乡愁的老地名被遗弃，而这些地名在华人华侨寻根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如何通过传承这类老地名以巩固或拓展华人华侨市场的问题值得深究。此外，可探讨地名及其符号价值的认知对居民的地方认同、旅游者的空间行为与投资者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加强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于地名认知的研究，将有助于发挥地名研究对旅游规划的指导作用；探讨为发展旅游而启用历史地名与当代价值观间存在的冲突与应对策略；探讨政府地名规划如何与当地居民、外来旅游者的地名认知相协调等。旅游地居民对政府地名决策的接受、协商或拒绝的议题已为学者所重视，但散见于个案探讨中，缺乏共性提炼。关注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地名权力博弈，尤其在网络时代与大众旅游语境下，作为潜在旅游者的网民，对政府的地名决策的响应与影响，以及非旅游经济活动主体对于景区（点）商标的抢注等热门话题，亦见诸各类媒体报道中，案例素材丰富，探究案例背后的深层动因，可成为运用批判范式探讨国内旅游地名问题的独特切入点。